士君子之处世,贵能有益於物耳,不徒高谈虚论,左琴右书,以费人君禄位也!国之用材,大较不过六事:一则朝廷之臣,取其鉴达治体,经纶博雅;二则文史之臣,取其著述宪章,不忘前古;三则军旅之臣,取其断决有谋,强干习事;四则藩屏之臣,取其明练风俗,清白爱民;五则使命之臣,取其识变从宜,不辱君命;六则兴造之臣,取其程功节费,开略有术: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。人性有长短,岂责具美于六涂哉?但当皆晓指趣,能守一职,便无愧耳。
吾见世中文学之士,品藻古今,若指诸掌,及有试用,多无所堪。居承平之世,不知有丧乱之祸;处庙堂之下,不知有战陈之急;保俸禄之资,不知有耕稼之苦;肆吏民之上,不知有劳役之勤: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。晋朝南渡,优借士族,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,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、中书舍人已上,典掌机要。其馀文义之士。多迂诞浮华,不涉世务,纤微过失,又惜行捶楚,所以处於清高,盖护其短也。至於台阁今史,主书监帅,诸王签省,并晓习吏用,济办时须,纵有小人之态,皆可鞭枚肃督,故多见委使,盖用其长也。人每不自量,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,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。
梁世士大夫,皆尚褒衣博带,大冠高履,出则车舆,入则扶持,郊郭之内,无乘马者。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,给一果下马,常服御之,举朝以为放达。至乃尚书郎乘马,则纠劾之。及侯景之乱,肤脆骨柔,不堪行步,体赢气弱,不耐寒暑,坐死仓猝者,往往而然。建康今王复,性既儒雅,未尝乘骑,见马嘶贲陆梁。莫不震慑,乃谓人曰:“正是虎,何故名为马乎?”其风俗至此。
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,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。夫食为民天,民非食不生矣,三日不粒,父子不能相存。耕种之,休组之,对获之,载积之,打拂之,簸扬之,凡几涉手,而入仓廪,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?江南朝士,因晋中兴,南渡江,卒为羁旅,至今八九世,未有力田,悉资俸禄而食耳。假令有者,皆信僮仆为之,未尝目观起一拨土,耕一株苗;不知几月当下,几月当收,安识世间馀务乎?故治官则不了,营家则不办,皆优闲之过也。
《颜氏家训·涉务篇》译文及注释
士君子的处世,贵在能够有益於事物,不能光是高谈阔论,左琴右书,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啊!国家使用人材,大体不外六个方面:一是朝廷的臣子,用他能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纲要,经纶博雅;二是文史的臣子,用他能撰写典章,不忘古先;三是军旅的臣子,用他能决斯有谋,强干习事;四是藩屏的臣於,用他能熟悉风俗,廉洁爱民;五是使命的臣子,用他能随机应变,不辱君命;六是兴造的臣子,用他能考核工程节省费用,多出主意:这都是勤奋学习、认真工作的人所能办到的。只是人的秉性各有短长,怎可以强求这六个方面都做好呢?只要对这些都通晓大意,而做好其中的一个方面,也就无所惭愧了。
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,评议古今,好似指掌一般非常熟悉,等有所试用,多数不能胜任。处在累代太平之世,不知道有丧乱之祸;身在朝廷之上,不知道有战阵之急;保有俸禄供给,不知道有耕稼之苦;纵肆吏民头上,不知道有劳役之勤:这样就很难应付时世和处理政务了。晋朝南渡,对士族优待宽容,因此江南冠带中有才干的,就擢开到尚书分,仆以下尚书郎、中书舍人以上,执掌机要。其馀只懂得点文义的多数迂诞浮华,不会处理世务,有了点小过错,又舍不得杖责,因而把他们放在清高的位置上,来给他们护短。至於那些台阁令史、主办监帅、诸王签省,都对工作通晓熟练,能按需要完成任务,纵使流露出小人的情态,还可以鞭打监督,所以多被委任使用,这是在用他们的长处。人往往不能自量,世上都在抱怨梁武帝父子喜欢小人而疏远士大夫,这也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睫毛了。
梁朝的士大夫,都崇尚著宽衣,系阔腰带,戴大帽子,穿高跟木屐,出门就乘车代步,进门就有人伺候,城里城外,见不著骑马的士大失。宣城工萧大器很喜欢南朝学者周弘正,送给他一匹果下马,他常骑著这匹马。朝廷上下都认为他放纵旷达,不拘礼俗。如果是尚书郎骑马,就会遭到弹劾。到了侯景之乱的时候,士大夫们一个个都是细皮嫩南的,不能承受步行的辛苦,体质虚弱,又不能经受寒冷或酷热。在变乱中坐著等死的人,往往是由於这个原因。建康令王复,性情温文尔雅,从未骑过马,一看见马嘶鸣跳跃,就惊慌害怕,他对人说道:“这是老虎,为什么叫马呢?”当时的风气竟然颓废到这种程度。
古人深刻体验务农的艰辛,这是为了使人珍惜粮食,重视农业劳动。民以食为天,没有食物,人们就无法生存,三天不吃饭的话,父子之间就没有力气互相问候。粮食要经过耕种、锄草、收割、储存、春打、扬场等好几道工序,才能放存粮仓,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重视商业呢?江南朝廷里的官员,随著晋朝的复兴,南渡过江,流落他乡,到现在也经历了八九代了。这些官员从来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,而是完全依靠俸禄供养。如果他们有田产,也是随意交给年轻的仆役耕种,从没见过别人挖一块泥土,插一次秧,不知何时播种,何时收获,又怎能懂得其他事务呢?因此,他们做官就不识世务,治家就不办产业,这都是养尊处优带来的危害!